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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半个世纪中国变态反应学的发展轨迹

发表时间:2008-07-01 发表者:变态反应科 (访问人次:1802)

中国的变态反应学起步于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徘徊于六十年代,复苏于七十年代,发展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更以其活跃的姿态逐步向国际接轨,步入世界变态反应学界之林。这五十余年来我有幸亲历和目睹了中国变态反应学事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世事沧桑、感慨万千。值此世界变态反应学定名整一个世纪,中国变态反应学科成立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就我回忆所及,追陈一二,聊作纪念,备后来者参考。

    1952年9月我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当时的协和医院刚与中国医院合并,院名改为中国协和医院。当时耳鼻喉科主任是张庆松教授,副主任是徐荫祥教授,还有已退居二线的前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中国耳鼻喉科界的泰斗刘瑞华教授作为顾问,每周来院1~2次。他们三位各有所长,刘教授长于耳科学,张教授长于鼻科学,徐教授长于咽喉科学和气管食管镜学,真可谓是鼎足而三,执掌着中国耳鼻喉科学的牛耳。

    我到协和后的大约一个月左右的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科内实验室里看书的时候,张庆松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谈了准备建立变态反应科并希望我帮助他入手筹建的想法。变态反应学正好亦是久已吸引我兴趣的一门新课题,我当时就欣然接受了。变态反应科的筹建工作亦即从此开始了。

    就当时的条件,要筹建一个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变态反应科,真正是白手起家。首先要了解一些变态反应学的基本知识和现状。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当年在图书馆里能找到的像Tuft的Clinical Allergy;Vaugham &Black的Pratice of Allergy;Feinberg的Allergy in practice;Hensel的Clinical Allergy等教科书,以及当年最重要的两种变态反应学期刊Journal of Allergy和Annals of Allergy成了我日夜抽空阅读的书籍。当年的协和医院图书馆真是日夜门庭若市,晚上闭馆时总要多次打铃,再三高声催促“要关门了”,人们才合上书本迟迟离去。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发现变态反应学在整个医学中真是一朵奇葩,她包罗万象,奥妙无穷,更激发了我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好感与兴趣。

    当年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全北京没有一家像样的医疗设备商店。变态反应科所需的设备更是子虚乌有,即使对在变态反应科来说必备的电冰箱,当年亦是走遍北京无觅处的,最后还是从旧货商店里买回来的二手货。一些制备变态反应诊断和治疗用抗原所需的器械如蔡氏无菌滤器、分液漏斗、分溜器等更是难觅芳踪。但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努力之下,蔡氏滤器在医院器材库的废品堆里找到了,分液漏头、分溜器、分析天秤等亦先后找到了,各种必要的玻璃仪器也初步配备完成了。
当年在耳鼻喉科有一位老年的办事员,我们都尊称他方先生,由于年老退休,调来了一位较年轻的施先生,他担任办事员一年多后张庆松教授见他外文不错,送他到检验科主任齐长才先生处学了一些基本的实验技术,回来后兼任了变态反应科的实验室工作,1955年顾瑞金教授从医学院毕业分配来耳鼻喉科,除作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外亦参加了变态反应科的部分工作。终于,在1956年5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挂出了变态反应科的牌子,正式接收变态反应病人,宣告了变态反应学科在中国的诞生。记得当年挂在大门口的“变态反应科”的白底黑字金属名牌,还是我亲手书写的,一直挂了二十多年,直到变态反应科宣布独立,由老楼迁到了新建的门诊楼,这块科牌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最初的变态反应科设在现今协和医院老楼的原耳鼻喉科门诊内。一排有多间诊室,犹如一条航船,变态反应科诊室居于靠北端的船头,皮肤试验和脱敏治疗室则居于靠南端的船尾,变态反应实验室安置在现今耳鼻喉科办公室内的大会议室内。

    变态反应科初创时期我们都身兼耳鼻喉科和变态反应科两职。常常上午做耳鼻喉手术,查病房,处理病人。每周一、五下午出席变态反应科门诊。常常是上午手术完毕时已经一点多钟,匆匆在大夫餐厅用饭后,接着就又看起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变态反应科从建科伊始,即引来了大量的病人,不但有耳鼻喉科的变态反应病人,而且有大量耳鼻喉科以外的变态反应病人,如支气管哮喘、药物过敏、食物过敏、各种过敏性皮肤病等,病种非常丰富。每次门诊都要额外加号,门诊时间也要拖延到很晚才能完毕,一天下来体力已很疲惫,但还要每隔一两天值一次夜班。由于我家住在医院附近,即使不值夜班,只要科里发生一些较大的医疗问题,亦会把我从家里叫走。工作无疑是极为辛苦的,但是眼看着变态反应科一派兴旺的景象,心里总感到非常兴奋。记得当时院领导鉴于我在变态反应科筹建工作中的努力和成绩,还给予了我通报表扬的荣誉。

    就在变态反应科正式成立并接受病人的第二年,我们通过临床工作就发现了一批呼吸道过敏的病人,这些病人的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高潮在秋季,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这些病人可能是由花粉过敏引起的。经过连续多年的北京地区的空气中花粉调查,深入的病情观察,病人的家庭和工作环境调查,北京郊区的植株调查,直到六十年代初,通过花粉的鼻腔内激发试验,终于证实了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致敏花粉是蒿类植物的花粉,从而奠定了中国花粉变态反应研究的基础。

    好景不长。就在1957年春夏之交,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右运动开始,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变态反应学由于是发源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医学,并在诊治工作中又非常重视病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常常提出一些对病人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特殊要求,一时竟成了受批判的对象,斥之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病人提出的生活中对过敏源的禁忌则斥之为清规戒律。从此每次政治运动,变态反应科均不免遭到一些非议。直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兴起,变态反应科成了受冲击的重点,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堡垒,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据点。日常业务受到极大扰乱,几乎到了无法继续工作的境地,但是眼看着大量变态反应病人对治疗的迫切要求,我暗自告诫,条件再困难,工作亦不能中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科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亦还是把门诊、皮肤试验、脱敏治疗等工作全部坚持了下来,在整个文革期间,变态反应科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过一天,取得了病人的信任和支持。

    记得在1971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得到医院的通知,命令我日夜留守在医院里不能离开,据说是周恩来总理近日要接见医务人员。在医院连续待命了两天以后,终于得到通知,下午要接见。车子把我和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送进了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坐定不久,周恩来总理就来了,大家起立致敬,他请大家坐下后,第一句话就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对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一是治水,二是治病。今天要与大家商讨的是如何防治气管炎的问题”。当时部分代表向总理报告了气管炎在各地的防治情况和各自的意见,还谈到气管炎主要好发于冬季。在会上我亦就当时在气管炎防治中重视对症治疗,忽视病因治疗,以及针对当时将一切有咳、痰、喘症状的病人均诊为气管炎的做法谈了自己的意见。对于由花粉引起的咳喘即使在春夏秋季亦可大量发病等情况向总理作了报告,由于讨论热烈,到了傍晚,总理请大家留下与他共进晚餐。直到饭后离去时,总理还要求大家回去要即刻投入工作,并指出正像我向他报告的那样不要等到冬季再开展工作。

    这次总理的接见,似乎引起了卫生部对变态反应学的重视。接见回来即对我作了表扬,并在以后又多次作出指示:为了保持协和医院的特色,变态反应科不能取消,还要继续发展。1972年正式任命我为耳鼻喉科兼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工作得以逐渐恢复。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变态反应科才获得了真正的新生。1978年春医院正式宣布变态反应科脱离耳鼻喉科成为独立的临床科室。同年七月卫生部委派我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世界变态反应病专家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召开的有关全球性变态反应病发病情况和防治的高层专家会议。会议由当年的瑞士伯尔尼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学研究所所长,日后的世界变态反应学会和国际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学杂志的创始者A L de Weck教授主持,出席者有英国的变态反应学元老哮喘病专家Jack Pepy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变态反应学研究所顾问,资深前辈Sheldon G Cohen,1975届美国变态反应学会主席Philip S Norman。1976届美国变态反应学会主席Roy Patterson等。我在这个会议上介绍了变态反应学在中国开展的情况,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欢迎,从此建立了中国变态反应学与世界变态反应学界的联系。同年秋张庆松教授和我联合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开始从事适应中国国情的变态反应学术研究。并在那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变态反应科为协和医院获得了“花粉过敏”和“真菌过敏”两项重大科研成果奖。

    1981年5月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变态反应及传染病研究所的邀请我与前中华微生物免疫学会顾问谢少文教授和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会主席吴安然教授出访美国各变态反应学的知名学府,先后到达旧金山、华盛顿、马利兰、乔治城、纽约、波士顿、圣地亚哥等城市。会见了当年美国变态反应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Richard M Krause,该所的资深顾问Sheldon G Cohen,免疫学科的Michael Kaliner,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主任Joseph Bellanti,纽约洛克非勒大学著名华裔生化学家,豚草花粉主要抗原的提纯者T.P.King教授,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变态反应学教授87届美国变态反应学会主席,运动性哮喘研究的先驱A.L Sheffer,78届美国变态反应学会主席呼吸及哮喘学专家ThomasVan Metro,81届美国变态反应学会主席Frank K Austen。在John's Hopkins大学再次会见了花粉免疫治疗的先驱Philip Norman,还承他带领参观了有关他的花粉研究工作。还会见了世界知名的Ig E抗体的发现者石坂夫妇,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并与他们三人共进了午餐。在华盛顿我们参观了美国的全军总医院Walter Reed医院,和它属下的世界知名的变态反应原抗原库,最后还去了西海岸的加州、位于圣地亚哥La Jola市的Scripp's研究院,参观了有关药物过敏的临床实验研究。这次出访,所到之处均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接待,访问归来前,经Dr.Philip Norman的推荐并经书面介绍,申请参加了美国变态反应及免疫学会,为该会通讯会员,八年以后又批准为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在我1994年退休后又批准为资深院士Emeritus Fellow,加深了中美之间有关变态反应和免疫学的学术了解,加深了两国学者间的友谊。为介绍中国变态反应学的发展情况,先后有两篇用英语书写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Immunology and Allergy Practice杂志Vo1.4.P123.1982,和日本的The Sino-Japanes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Immunology.Vol 2.P.97.1985上。题目分别为:Present Status of Clinical Allergy in China和Recent Status of Clinical Allergy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从1982年夏开始,经过长期筹备,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正式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性变态反应学培训班,从此推动了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储备变态反应学人才的工程。不幸的是中国变态反应学的奠基者张庆松教授于1983年1月因病去世,这是我国变态反应事业的一大损失。

    1984年9月应美国耳鼻喉变态反应学会及美国临床生态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Clinical Ecology,亦称美国环境医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Enviromental Medicine之邀,赴美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1984届美国耳鼻喉变态反应学年会,在会上接受了该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并被接纳为荣誉会员,继又在芝加哥参加了1984年度美国临床生态学会,并作了有关中国的变态反应与环境状况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与好评,此次出访历时近四个月遍访美国德州的达拉斯、休斯顿、Gavalston、伊利诺州的圣路易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加州洛山矶及旧金山等地,就美国环境医学及耳鼻喉变态反应学的状况作了较深入的考察,受美国环境医学创始人Prof Theron Randalph之邀请,在芝加哥美国环境医学的发源地环境医学中心作了较深入的考察,归国后曾在多种媒体上对国内加强和重视环境医学的问题作了较多的呼吁,并在国内变态反应培训的课程中,增添了环境医学的内容。此次出访所到之处均受到较高的礼遇与接待并作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讯息互联,并为今后国内年轻科技人员的出国学习作了安排。1984年以后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变态反应学方面的对外交流日益推广,遍及亚、欧、美、大洋洲各地,对活跃国内的学术思路,开拓交流空间,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摸清中国广大疆域内的致敏气传花粉和致敏气传真菌的种类,分布和季节消长等情况,开始酝酿筹备开展全国性的气传花粉和真菌的调查,于1985年1月在陕西临潼召开了全国致敏花粉调查的培训和组织会议,出席会议者80余人,制定了调查规则与进程,统一了方法,提供了器材,先后又于1986年在青岛举行了普查核实会议,终于1987年完成了除台湾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设点的花粉取样调查(当时海南岛尚未设省未能列入),全国参加的单位共85个,“中国气传致敏花粉调查”一书于199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为我国的花粉过敏问题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

    在全国花粉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于1988年开始组织开展了全国性致敏气传真菌的调查,历时五年初步完成了全国共有65个单位参加的调查工作。“中国气传致敏真菌调查”一书于199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我国的真菌过敏问题提供了初步的参改资料。以上两项全国性调查,就我所知,即使在某些变态反应工作较为发展的国家亦尚告缺如。

    1986年,在协和变态反应科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会变态反应学组”。于1989、1992、1995、1998年分别在青岛、烟台、北京、广州举办了四届全国变态反应学术研讨会,大大推进了我国变态反应学术科研的发展。全国性的变态反应培训班从1982年创办以来,从不间断,迄今己举办了30届,培养变态反应学专业人才已千余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已成为当地变态反应工作的骨干。由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编写的有关变态反应的书籍己逾十种。近年发表的专业论文有数百篇。并先后编辑发行了中华微生物免疫学杂志变态反应学专辑三卷,为今后正式出版发行中华变态反应学杂志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在199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变态反应学术会议上我们发出了组建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的倡仪,并正式向中华医学会申报。在国际间我们已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变态反应学会,并承担了执行委员的职务。我们还参与了由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制订的哮喘病全球防治战略一书的修订工作。1997年世界变态反应学会已正式通知我们,中国变态反应学组织已被接纳为其正式成员国。我们与国际变态反应界的交往日益广泛而频繁。有一部分我国变态反应学的后起之秀出国深造后亦纷纷归国投入工作。变态反应学与相关学科间的协作科研正日益加深。2000年8月,经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成立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经过积极筹备,在2001年5月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变态反应学会议上,宣告了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的正式成立。2004年10月第二次全国变态反应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2005年8月中华医学会呼吸及变态反应疾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05年10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二届会议在南京召开。一个欣欣向荣,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变态反应学科已出现在世界东方。

    抚今追昔,中国的变态反应学发端于北京协和医院,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它生机勃勃的种子正播向全国,前途如锦,无可限量。岁月流逝,五十年过去,令人感慨万千,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们变态反应学科的发展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依的。国势动荡、民生凋疲,变态反应学事业就举步维艰,停滞甚至倒退,试想当1938年张庆松教授赴美,师从当年的耳鼻喉变态反应专家Fnench K Hensel一年,1939年归国,当时正值日军侵华,北京沦陷于日军统治之下,正经历着老舍先生笔下“四世同堂”中的北京生活状态,北京人民正经历着最黑暗的苦难,不久珍珠港战事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闭,广大的协和人面临失业的危机,各自为自己的生计四处奔波之时,张教授虽有开展变态反应工作的意愿,如何得以实现?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了五十年代初,国势日增、生活初定、人心思进之时,才有了开展中国变态反应事业的条件与物质思想基础。在变态反应科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每逢国势动荡,学科的步伐即受限制,乃至倒退,只有在这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贯彻的近20多年,我们的学科才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国运昌则学科盛,人心固则学术兴,这是我最深切的体会。另一方面我亦深感世事沧桑是人间的正道,五十年来无数变态反应学方面的先贤们相继去世,但一辈新人正茁壮涌现,学科的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都在日新月异地阔步向前、令人顿生“物是人非”之感。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渺小而短暂的,但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滞,当今正是我国变态反应界内意气风发的一代新人发挥自己聪敏才智的最好时代,我深信中国变态反应的新生一代必然具有比前人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变态反应学的一片新天地正有待于他们去开拓创新。希望工作在变态反应岗位上的年轻一代,能体恤创业的艰辛,奋发自勉,敬业献身,团结合作,努力进取,把我国变态反应事业推向世界变态反应学的前列。

科室介绍
中国临床变态反应学起源于北京协和医院。1938年,我院张庆松教授赴美深造,于学习耳鼻喉的同时学习变态反应。张教授1939年归国后,拟在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筹建一个变态反应门诊,但因抗日战争而中断。新中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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